花间一壶酒

大清国的“华南虎”案

       1870年8月22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马新贻来到江宁（今南京）督署西边的校场，循例一月一次，校阅新兵演习洋枪射击。校场离督署甚近，马新贻每次都是走路来回。这一次阅兵完毕，马新贻依旧是在警卫的簇拥下，步行回署。将近便门时，一位他的山东老乡突然拦路下跪，要求救济，马新贻与随从护卫的注意力都被此人吸引。这时，背后又有人高叫：“大帅伸冤！”马新贻一回头，那人忽地掏出一把短刀,只见亮光一闪,刀刃没入右胸，马新贻大叫倒地。刺客当即被蜂拥而上的护卫们拿住，而马新贻则延至次日，伤重不治。

    清朝总督，威仪甚重，两江总督执掌清朝财赋的主要来源地江苏（包括上海）、江西、安徽三省军事民政，尤为疆臣领袖，而竟然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被刺客一击而中。此亦是有清开国250多年以来未有之事，自是朝野震动，举国侧目。清廷先命江宁将军魁玉会同两江“严讯”，“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魁玉等复奏：“凶犯……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朝廷不满，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熬审”同时调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主审此案，12月再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以软差大臣身份驰赴江宁复审。就这样几派钦差重臣，折腾了大半年， 到1871年3月14日，曾国藩、郑敦谨联衔上奏，以“漏网发逆（注：太平军）挟恨复仇”具结该案，刺客张文祥被处凌迟极刑，并剖心致祭马新贻。一件大案至此，似乎已成定谳。然而，参审官员事后的种种异常表现，却令人觉得此案结犹未结，另有不能道破的隐情。

首先是参与会审的两位马新贻亲信——江宁布政使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袁世凯的嗣父）都拒绝在奏结上签字“书诺”，也就是不承认审讯的结果。孙衣言更把质疑写到了马新贻的墓志铭上：“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直指供词不实，忿忿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其次，钦差大臣郑敦谨审结出奏之后，不等朝廷答复，就匆匆离开江宁；未及回京复命，就中途称病辞官回家。按清制，钦差不回京复命是要受处分的。而郑竟然置之不理，不免令人诧异。郑敦谨翰林出身，先后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的最高监察长官和司法部长），因为办案铁面无私赢得“青天”之名。他在离开江宁之日，对曾国藩按官场礼节致送的程仪（送别礼金）拒而不纳，如此不给面子的举动，是不是要表示对与曾国藩会审结果的不满？而郑辞官后终身不复出仕，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心灰意冷？

    清末四大奇案中，其他三案的苦主都是中下层百姓，一旦蒙冤，洗刷不易。但经过家属不屈不挠的抗争，以及有良心官员的细加推究，最终都沉冤得雪。而“刺马”案，受害者为一品大员、刺客当场擒获，理当最容易获得真相，为何竟如当下的“华南虎“案一般，虽有官方说法，却不为舆论信服，反而成为离真相最远的一案？

"刺马"原由的N个版本

      张文祥为什么要以性命相搏刺杀马新贻？案发之后，茶楼酒肆、梨园戏院，乃至文人骚客间就演义出多个版本。后因官员反复审讯，迟迟不能结案，更助长了飞短流长，为此案加添了层层迷雾。总结起来，大致说法有五:

      说法一：马新贻渔色负友致杀身之祸。这个版本下又有两个开头，一说马新贻未发迹时，曾与绿林出身的张文祥等三人结义；另一说是，马新贻为县官时，曾被捻军小头目张文祥等俘虏，张文祥等一心受招安，不杀马新贻，反要求与之结为兄弟，互相取信。马新贻为求脱身，答应了。总之，结义兄弟加入马新贻统率的山字营（马新贻字谷山，军营以字为号），成为马新贻攻打太平军、捻军的得力臂助，为马挣下了富贵前程。但马发迹后竟然忘本，因觊觎二弟妻子的美色，设计害死二弟强占其妻，三弟张文祥不耻其人，故杀之复仇。      

      说法二：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致死人命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致祸。此说由太常寺少卿王家璧上折力主之，但无证据支持。因马新贻审理的结果，不过是将丁慧衡斥革，并无杀身之深仇大恨。

         说法三：马新贻在两江力剿海盗，张文祥为友复仇，杀之。 说法四：马新贻私通回民起义军，张文祥“忠心报国”，决意刺杀。这种说法得自于张文祥的口供。但经过对质，被证明是张熬审不过，戏侮主审大员的胡乱攀诬。

    说法五：马新贻是死于政治刺杀，“幕后黑手”是湘军势力。第一种说法，自“刺马”案发生后，就在坊间广泛流传。但可疑之处甚多：其一，若张文祥果为马新贻义弟，则可从容下手，从容逃脱的机会很多，不必在大庭广众公然行刺，搭上自己宝贵一命。其二，马新贻果因渔色负友而死，那终审结果说他死于太平军的复仇，视同“阵亡”，就是饰功美化之词，他的家人与亲信没有理由不接受。

    第三种“海盗复仇说”，为首派钦差大臣张之万会审后奏报朝廷，但未被采纳，故有再派曾国藩、郑敦谨两位重臣同审的下文。

    张之万是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哥哥，弟弟是探花郎，哥哥更厉害，是状元郎，兄弟先后高中鼎甲，为传颂一时的佳话。状元郎当然是聪明人，张状元还是个胆小的聪明人。一到江宁，就看出情势不对，弄出个含混其辞的审问结果来糊弄上头。后接到调任江苏巡抚的朝命，更是如蒙大赦，连夜开拔。十足“不立危墙之下”的君子。如果说，已被马新贻打得七零八落的海盗喽罗能令警卫森严的钦差大臣害怕至此，显然不太合情理，能令张大人害怕的，只能是仍然势力强大的“幕后黑手”，再细考江宁将军魁玉及两江官场在此案审理上的支吾其词，更见得那“黑手”是这些官老爷们也不敢惹的，而当时有势力且又有“刺马”理由的，只有湘军集团。

    第五种说法，正见诸于随郑敦谨审理此案的刑部司员颜士璋《南行日记》。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刺马”是政治谋杀？

    后世史家，多持湘军“刺马”说。认为至少有如下三个理由，令湘军必“刺马”而后快：

    一、湘军自1864年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也就是江宁，今南京）后，就视两江为自己的地盘。但朝廷却不容湘军坐大，1868年把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天子脚下的直隶总督，派不属湘军系统的马新贻继任，并落实裁撤湘军。其时马新贻不过47岁，资望既浅，又无显赫军功。纯是朝廷为了制衡湘军势力培养出来的政治新贵，湘军中人，如何容得下这根“眼中钉”？

    二、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后，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成为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办，抓到为害百姓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对他恨之入骨。

    三、有闻马新贻奉有慈禧太后密旨，要他追查太平天国宝藏下落。太平天国在天京经营十年，积聚金银财宝无数。清廷本指望在攻克天京后，以这笔财富填补历经十多年内外征战空虚已久的国库。岂料天京在被湘军“九帅”曾国荃率军围困四十余天陷落后，这笔财宝却不翼而飞。有传闻指曾国荃攻进天京后，纵兵将天王府抢劫一空，然后一火焚之。事后，湘军中人多有回乡购田置地，大起豪宅的。当时朝廷曾让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国库的下落，曾国藩却只对以天王府已被大火焚毁，瓦砾全无。而马新贻要调查此事，不被杀人灭口才怪。

    马新贻被刺后，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显然看出了一些端倪，急调湘军老祖宗曾国藩回两江坐镇，以防局面变坏。但曾国藩态度却很奇怪，两度上折称病请辞江督。当时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正为办理“天津教案”焦头烂额，国人责他媚外，洋人责他惩办不力。如能调任江督，正可顺理成章脱离这个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而曾国藩竟想赖在天津不走，除非他认为，“刺马案”比“天津教案”更麻烦，更尴尬。

    虽然曾国藩屡辞不获之下，又受了朝廷几顶夸他“老成持重，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等高帽，不得不勉强赴任，却是一路拖延。抵达江宁后，每天不过会客看书，也并不急着审案。而后来在与郑敦谨共同审案的过程中，曾国藩又往往沉默寡言，极少发问。郑敦谨进行了将近半个月的审讯后，曾国藩不过是淡淡的提示郑敦谨，恐怕案子还得象以前那样奏结。曾国藩的消极态度中有什么样的隐情，耐人寻味。最终，因曾国藩一个“实无指使别情”的奏片，朝廷中止了追求“刺马”案真相的努力。这句话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出自勋高柱石的曾国藩，力量非同小可，无非告诉朝中军机大臣：不要再问了，问下去就没什么好结果了。

    自始至终，可以说朝廷一直力主“刺马”案另有主使，并且不断降旨以推动审讯工作，前后参加审讯的官员多达五十余人。但直到最终，也没有审出幕后主使，朝廷迫不得已接受了审讯结果，只有以死后哀荣来安抚马家后人，上谕赏加马新贻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列国史传，并赐谥端愍。又令在马新贻曾经为官的江宁、庐州等地及其家乡荷泽建立专祠，春秋官为之致祭。其子马毓桢加恩赏给主事，分刑部学习行走。

    1871年4月4日，张文祥被处以凌迟之刑，剖心致祭。曾国藩罕有地以大学士兼总督之尊，亲临监斩。有人推测，这是怕没有他这个“老祖宗”现场弹压，保不定会有散兵流勇“劫法场”的情事发生，这将没法跟朝廷及马家交代，那这“刺马”案就不能像眼下那样，稀里糊涂 “善了”啦。

    纵观张文祥一击即中的“刺马”过程，明显是有准确情报的精心安排。而案发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让马新贻渔色负友之说广为传播，还有湘军将领给张文祥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但这高人高到哪一层，是什么样的来头才能令主审官员噤若寒蝉，令曾国藩一力回护，令朝廷投鼠忌器？已故台湾史学家高阳先生怀疑到曾国藩的亲信、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头上，还有人更大胆地怀疑到曾国藩之弟“九帅”曾国荃，甚至怀疑曾国藩亦有可能知情。然而，便是今时今日眼皮底下发生的“华南虎”案，我们尚且无法逼近真相，要把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悬案推个水落石出，今人力有不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