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话剧《刺客》，带着极不舒服的感觉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出《史记》。

《史记》是一本能让人看得内心充满温暖的史书。太史公身罹奇祸而不失赤子之心，他笔下记录了高高在上的当权者的杀伐争夺，也记录了大量的卑微者失败者的勇气与智慧之举，这样的记载有如闪闪发光的珍珠，在血流成河龌龊肮脏的"相斩史"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给人心以信念和希望。《刺客列传》就是一系列彰显小人物舍生取义对抗强权的感人故事。豫让是其中最动人的一章：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注：同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
　　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醳（注：同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觽人遇我（注：觽同众，待我与众人无差别），我故觽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这段记载，原出《战国策》，太史公基本照搬，只有一两处小改动。话剧《刺客》虽号称是根据《史记》《战国策》而作，其实已大动手脚，把一个可敬可悯，令被刺杀者亦为之泣下的勇义之士，变成了一个可笑可叹、愚顽偏执的小丑。

       最大的改动是，把豫让对赵襄子的刺杀由两次改成了四次，赵襄子对他的赦免，亦由一次加到了三次。正是在这来来回回杀与赦之间的磨几，消解了豫让刺杀行为的张力和悲壮。舞台上的豫让，无勇无谋而不自知（连猪都杀不了却想去杀人），居然推了一车西瓜（不知是不是向小兵张嘎学的）意图滑跌前呼后拥的赵襄子以制造行刺机会，结果招来台上台下的讪笑。赵襄子再三不跟他计较仍不知进退，唧唧歪歪可比唐僧，偏执偏狭可比杨丽娟。话剧长近两小时，前三次刺杀的情节在一小时内过完。而最后一次刺杀前漆身吞炭，毁容毁声的情节则配了极为刺耳的音效作了长时间的夸张渲染，豫让被表现成一个卖弄玩味自己痛苦的自虐狂，令观众极感不舒服，对人物行为不能理解甚至反感亦在情理之中了。更关键的是，该剧将豫让所欲为之报仇的智伯简单定性为一个一无是处的暴君，而他所欲刺杀的赵襄子则表现成一个宽宏大量的明君，完全抽离了豫让报仇的合理性。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对豫让临死前刺衣细节的改动。太史公的描写简洁而震撼：豫让被士兵围住，隔远面对为他的行为叹息泣涕的赵襄子，他从容说出自己的心愿，赵襄子理解了他并让人送来外衣，豫让三跃而击之后伏剑自杀。这一死，利落从容，不卑不亢。

但在话剧中，豫让却是像狗一样地软伏于地，哀求赵襄子满足他的心愿，赵则如斗牛士一样优雅地抖开红色外袍，变了几个方向迁就地举到豫让面前。豫让竟然还举剑乏力三刺不中，得劳赵亲自把袍子盖住剑尖，潇洒往下一拉，让豫让死个瞑目。这一死，死得何其猥琐，可怜复可笑。

       这一个豫让和《史记》与《战国策》中的豫让不是一个人，他已经被贬损，被曲解，被涂污了。豫让无疑是个失败者，但他更失败的是在死去2400多年后，千秋之名被扯落烂泥中，被恣意践踏嘲笑。然而，这只是豫让的失败吗？ (未完)